最近新版《西游记》电视剧热播，引发了许多争议，这也勾起了人们对《西游记》及其背后文化的探讨和研究。我们特别邀请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大话西游”的河北大学教授韩田鹿，为读者解读更多《西游记》背后的文化现象以及思考。
中国的章回小说，就其成书方式而言，有两种：一种是世代累积，一种是文人独撰。《西游记》就属前者。玄奘法师不远万里西行求法，本身就是一件在当时引起轰动、其后也对文化史与宗教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段故事在由吴承恩一锤定音之前，也还经过了数百年数十代人的增加删减，所以其积淀的历史文化信息，自然也就极其浓厚。
“石破天惊”源自中国石文化
众所周知，作为《西游记》一号人物的孙悟空，其所诞生的方式是所谓“石破天惊”，这可以说是《西游记》中的神来之笔。它赋予了孙悟空以神异的出身，为他此后的一系列行为，打下了极好的伏笔。而此不同凡响的出生方式，其最直接的渊源，就是关于夏启诞生的神话传说。根据《淮南子》的记载，大禹的儿子、夏王朝的开创者——启就是从石头中出生。
而在悟空乃至夏启那石破天惊的出生方式背后的，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古已有之，而今天也还普遍存在的石文化。
石头和人类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石头是一项伟大的文字载体，直到今天，当人们要对某个人或某件事表达永恒的纪念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刻石树碑。孙悟空从石头而不是其他材料中生出，正是石文化的突出表现。并且，这种表现并不仅仅体现在《西游记》中，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所谓“四大名著”，竟有三部与石头有着最直接的渊源：《红楼梦》又叫《石头记》，《水浒》中梁山事业的开始是“石碣村七星小聚义”，梁山事业全盛的标志是“忠义堂石碣受天文”，《西游记》的主角则是由灵石孕育而生。
甚至是孕育孙悟空的那块灵石的形状，也透露出中国石文化的独特审美信息。中国的赏石文化，至明清两代而达于全盛时期。自宋代以后，对于石头的审美标准，就是米芾所确定的理论原则，即长期为后世所沿用的“瘦、透、漏、皱”四字诀。而孕育悟空的那块灵石，高三丈六尺五寸，周长二丈四尺，上有九窍八孔，其所有条件，都与那个时代的相石标准相符，这该不是无意之间的偶合。
《西游记》里的禅宗思想
“悟空学艺”与何有关
禅宗作为最富有中国色彩的佛教流派，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游记》作为成书于明代的一部作品，其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西游记》与禅宗思想的关联，首先表现在悟空向须菩提祖师学艺的过程当中：悟空听祖师说法，听到会意处，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严重扰乱了课堂秩序。祖师问悟空欲学何事，悟空除长生外别无所求。祖师假意恼怒，以戒尺三击悟空，悟空会意，于是三更由中门进入祖师住处，学得了长生的法门。
这段描写，看起来很有趣，很富有戏剧性，但并非完全出自作家的向壁虚构，而是有所依据的，实际是化用禅宗六祖慧能从五祖弘忍处学法的经历而来。
当年慧能来到五祖弘忍处，弘忍问慧能来这里求的是什么，慧能的回答是除了作佛，什么都不求。悟空呢？来到须菩提祖师处，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求得长生之道。求佛和求长生虽然不同，但说来说去都是对自己的生命有个交待，他们学习的目的和普通世俗之人无非是为了学得一门养家糊口之技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甚至连传法的细节也非常相似。
慧能刚来，弘忍安排他去舂米。后来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让大家把对佛法的理解写成一首偈子，呈现给他。当时弘忍门下地位****的是神秀，神秀写成的偈子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大家都觉得好，传到慧能耳朵里，慧能却一下子就听出来神秀还没有明心见性。他也做了一首偈子，因为自己不会写字，就麻烦别人帮着写到墙上，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大家看了，轰然叫好，惊动了弘忍。弘忍看了，知道慧能已经见性，但当时神秀气候已成，支持者众多，为了保护慧能，就故意说还是没有见性，然后脱下鞋子把偈子擦掉。第二天，弘忍来到慧能处，慧能正在舂米。弘忍语带双关地问：“米熟了吗？”慧能也语带双关地回答：“熟了很久了，就欠筛一筛了。”弘忍没有再说话，只是拿手杖敲了米硾三下，而后离开。慧能立刻就明白了弘忍的意思：这是让他在三更时分到弘忍的住处，好在无人处传法给他。于是当天三更，慧能来到弘忍的住处，弘忍遂亲自为慧能讲解《金刚经》，弘忍在当天晚上正式将禅宗的衣钵传给慧能。
“无字真经”受什么影响
而最能反映出《西游记》与禅宗思想关联的，则又莫过于结尾处关于“无字真经”的描写。
在《西游记》中，要说是最匪夷所思的一笔，恐怕就是对唐僧师徒在历尽了千辛万苦而终于面见如来，可是却在一开始被阿傩、伽叶传了“无字真经”也就是一堆白纸的描写了。正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奇怪了，所以古往今来的评论者，都无不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并试图作出自己的解答，而不同时代的不同解读者解释截然不同。
最简单的解释当然就是阿傩、伽叶索贿不成的故意刁难。但是，我认为这个看法可能是过于简单了。因为取经行动是如来策划的，作为如来的亲传弟子，这两位尊者怎么会、又怎么敢在如来身边做这个手脚，破坏如来的传经大业。在我看来，所谓“无字真经”，本来就是一堆白纸，而所以又这样的笔墨，乃是作者深受在禅宗“不立文字”的影响使然。
其实，在《西游记》中，有一处可以说是对这一点的****参照。那是在第九十三回，当唐僧抱怨路途险峻的时候，悟空说了一句，说师父你把《心经》忘了吧。唐僧说《心经》是我随身的衣钵，怎么会忘。悟空说你只是会念，却不会解。唐僧说那么你会解啰。悟空说我会。唐僧听了，不再做声；八戒沙僧则一起嘲笑悟空，说你会耍棍子罢了，哪里会解什么经。唐僧则在一旁说，八戒沙僧你们别乱说，悟空解的是无言语文字，乃是真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佛法的理解，靠的并不是语言文字，而是心灵的领悟。既然解经不靠文字，那么真经自然也不必写在纸上。唐僧一行历经艰辛而百折不回，受尽诱惑而不为所动，这行动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对佛法的领悟，在这个意义上，完成了过程，也就取得了“真经”。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有那上万卷的“白本”呢？这就涉及一个更高深的佛学命题了，所谓“空有二俱非”，也就是真义既不在“空”，也不在“有”，而是在“空”与“有”之间：有白本，所以并非完全的“空”；本上空无一字，所以也非完全的“有”。作者这样写，是深得禅宗“不立文字”之三昧的；其用意，就如同那些禅门大师一样，留一个公案，让《西游记》的读者仔细参酌。
妖魔出身影响命运
《西游记》最后写定的年代，是在明代中叶，而明代中叶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随着纲纪废弛而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痼疾，不过在明代中后期表现得更为突出。正因为如此，在《西游记》中，就出现了大量借神魔笔墨对于黑暗社会现实的影射和曲写。利用降妖除怪的结构来批判封建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对于封建官场上盛行的如上下勾结、官官相护、裙带关系等人情政治，作者的批判尤为深刻而有力。
《西游记》中，对这一现象最突出的反映，就是妖魔的出身对其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西游记》中，扰乱唐僧师徒取经事业的妖魔可以根据其出身分为两类：一类是土生土长的野妖精，另一类是和天界乃至佛国有着种种牵连的魔头。也正是这个出身的不同，就造成了他们在和取经团体发生冲突之后的不同命运。前一类如蜘蛛精、黄风怪、白骨精、蝎子精、万圣老龙、荆棘岭植物精、南山大王等，除了黑熊怪和蜈蚣精，其结果都是被悟空一棒打死。后一类如金银角大王、独角兕王、金翅大鹏等，他们或是神仙的童仆，或是佛老的坐骑，其最后的结果则都是在最后关头被各自的主人解救，无一例外。
为什么同是作恶，但结果竟然如此不同？是前一种为害大而后一种为害小吗？绝对不是。以盘丝洞和狮驼岭为例，要说在当地为害之烈，给取经团体造成麻烦之大，那么一百个蜘蛛精也比不上以金翅大鹏为代表的狮驼岭群魔。盘丝洞也很血腥，但范围仅仅是一个厨房；狮驼岭则简直就是一片血海。如果说天界对此毫不知情，那么即使说天界的管理效率低下，那还是个水平问题而不是态度问题；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对于这三个妖怪作恶的情形，天界对此并非是毫不知情，从太白金星所说的“那妖精一封书信到灵山，五百罗汉都来迎接；一纸书信到天宫，天上的星宿个个钦敬；十殿阎罗与他为友，八洞神仙常与他约会”的情形来看，天界对他们的为非作歹采取的完全是一种纵容的态度。那些与天界毫无关系的人死了当然是白死，谁叫他们运气不好；但即使他们触犯了像唐僧、悟空这样本身就属于天界的势力（并且他们的位置也很高：唐僧是如来的弟子金蝉子，悟空是齐天大圣）的时候，受到的也远远不是严厉的惩罚，比如金翅大鹏就只是被如来定在了光焰之中做了个护法，而且如来还亲自许诺给了他很大的好处：“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信仰，凡做好事，我叫他先祭汝口。”并且这现象绝非偶然，狮驼岭如此，平顶山如此，乌鸡国、金兜洞还是如此。
上界的神仙本身是好的，但他们的属下或亲戚却时常为恶并逍遥法外：这就是《西游记》里那些和上界仙佛有关的妖魔故事的核心情节。这样的描写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是民间的表述。那么官员们自己的表述呢？乾隆的宠臣、《四库全书》的编纂官纪晓岚是这样说的：“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役。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纪晓岚所处的时代，还是所谓“康乾盛世”，在《西游记》写作的那个以纵弛而闻名的明代中后期，那些有意让属下为自己敛财的贪墨之辈，不知又要糟糕到怎样的程度呢。在这个意义上，《西游记》虽然是一部到处都有游戏笔墨的轻松小说，但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还真是不乏深刻。
